最高检日前发布3个指导性案例，用以指导检察机关办理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。近年来，在系列重大公共事件中，经常出现虚假信息的现象，发布者动机虽有所差异，但无论是对政府层面的公共治理，还是民众的日常生活，客观上都造成了一定影响。此次最高检发布指导性案例，对于厘清此类信息的性质与危害，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　　在发布的3个指导案例中，有两个为危害机场公共安全的刑事案件，前段时间，多地机场曾出现类似虚假信息，严重影响了机场作业，故公共舆论就此展开讨论，对类似行为施以较重惩罚的观点受到广泛认同，而此后公安机关也表现了类似的意愿。但由于缺乏办理类似司法案件的经验，司法领域普遍存在执法标准不统一，检察机关“认定难”的困境，因为存在这样的困境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很多类似案件办理过程都呈现出较大的灵活性。

　　此次最高检提及的司法认定中，涉及“编造行为”、“故意传播行为”、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”、“造成严重后果”等重要事实认定。这其中，对于“编造行为”和“故意传播行为”、“向特定对象散布”和“不特定对象散布”等不同行为，提供了相应的定罪与量刑参考。

　　对于行为是否造成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”的认定，则认为应参考其行为对正常的工作、生产、生活、经营等秩序的影响程度，以及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。有专家表示，国内的“诈机案”，目前量刑普遍较轻，就此次最高检提供的指导案例相关司法认定而言，当前对“诈机案”量刑的争议，即在于不法行为是否造成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”。

　　抽离指导案例的“诈机”背景，不难发现，诸如传播主体是否存在主观故意，其行为是针对特定人群或不特定人群，这样的细节可影响一个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件的定性。鉴于此类司法案件近年来才较为普遍，过去未引起足够重视，因此，最高检提供的案例不仅为满足司法机关的工作需要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，其意义也显而易见。随着各种网络社交工具的普及，民众对网络发言的热情也日益高涨，而出现在网络的各种传言，或是由某种不良动机导致的结果，或是传播者未经证实的猜测，其形态各异，但不良后果的出现，多与民众对其行为的危害性缺乏认知有关。最高检普及此类司法知识，对今后方便民众预判相关行为的危害性，无疑也有重要价值。

　　在一个信息流通性很强的互联网世界，各种小道消息、江湖传闻相互交织，它们当中，有的对现实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，亟须治理；有的则受惠于日渐多元的互联网人群结构，在流通过程被证伪，被稀释，继而消失在浩瀚的互联网汪洋中。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普通的民众，都须适应这种情况，尤其要区分来自互联网的一般性不实传言和危害公共安全的谣言。鉴于当前社会矛盾多发，一般的不实传言背后往往裹挟着普遍弥漫的消极情绪，对于这种现象，相对严苛的司法威慑，包容对待或是更理性的选择。

　　近年来，各地在突发事件中，谣言滋生现象日趋普遍，其中不乏后果严重的案例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司法机关针对影响恶劣的谣言施以重拳，的确有其合理性。但是，此次最高检发布相关司法指导案例，显然有着更为全面的考虑，而并非简单出于迎合打击谣言的思路。现实生活中，从政府公共治理的角度出发，“谣言倒逼真相”或许真的只是普通民众的一厢情愿，不应成为包容谣言的论据，但这种观点的盛行，的确又表明，谣言的生成机制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土壤，这其中，政府层面信息不够透明尤为显著。当前网络生态所表现出的戾气与不信任，乃至局部的恶劣谣言，并非只是司法不完善的结果，今后避免谣言滋生，不能单纯寄托于严厉的司法制裁。

(原标题：[社论]民众亦可从“谣言”司法认定中受益)